8月17日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简称“零萌公益”）与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在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简称“爱芬环保”）、北京市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举办了2022年零废弃论坛第四期沙龙“科学合理、聚焦实效——社区垃圾分类考评机制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

本次沙龙发布的《科学合理设置考评体系，助推垃圾分类实效提升——中国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考评机制研究》（简称“研究报告”）由零萌公益和爱芬环保共同撰写。

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介绍了研究背景：我国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多年来，在城市级别取得成功的案例还很少，但也弥足珍贵，从爱芬环保在上海的经验看，其考评制度体系值得研究。另外，2015年后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包括严格的目标体系和评价考核机制，水环境、大气环境整体显著改善；垃圾分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党政主导，而考评正是一种行政部门上级对下级有效管理的手段。垃圾分类要想成建制推动、取得大规模成功，离不开科学有效的考评机制。“由于相关研究有限，能获取的信息尤其是量化资料有限，以及社会组织视角的局限，研究报告目前只是定性的，但我们仍然希望对垃圾分类考评机制给出一个全景式的把握。”郝利琼说。

零萌公益政策主任谢新源分享了研究报告的内容。他提出，首先考评目标应当明确为提升垃圾分类实效，在城市层面要看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在社区层面则要普遍实现居民自主分类。他强调考评机制不能窄化为考评指标，除了考评目标外，还要考虑到考评对象、考评执行、考评结果运用等关键要素。而在设计考评要素的时候，还要考虑垃圾分类工作所处的阶段——研究报告将其分为探索期和强制分类期，后者又进一步分为关注过程阶段、关注实效阶段和长效维持阶段——考评就是为了将垃圾分类从较为初级的阶段推向更加高级的阶段，从而实现最终目标。在探索期，要建体系，将考评机制建设提上日程，并将考评目标明确为推动居民自主分类；在强制分类期-关注过程阶段，要加速度，以考评推动社区成建制完成建设分类设施、解决混装混运、宣传居民责任等“规定动作”，同时考评对象要回归物业、居委会等社区管理者；在强制分类期-关注实效阶段，要强效果，大幅提升居民自主分类准确率等实效指标权重，同时加强考评结果运用，如将考评结果向全社会公示，加大垃圾分类考评在干部绩效中的比例等；在强制分类期-长效维持阶段，要补短板，利用考评查缺补漏，形成识别薄弱群体-反馈-整改的闭环，而对于效果好的小区，可以适度“免检”，降低成本，同时避免纯粹为了分数而考评的异化现象。“本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缺少量化分析。量化分析需要有数据，但与其他环境指标相比，作为垃圾分类实效指标的厨余分出量和生化处理量、可回收物分出量和资源化利用量等数据却存在缺位现象。建议对上述指标开展常规监测和公示，为垃圾分类及其考评工作奠定基础。”谢新源说。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谭爽教授、贵州省锐意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分类委员会主任兰亚军、收收侠（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陆肖琴、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康泾湾社区干部吉丽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谭爽点评到，这是垃圾分类实践者秉持科学公益精神开展的一项研究。作为全景式的指南，研究报告解决了关于考评机制的几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垃圾分类考评？——它是系统推动的工作。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考评？——它提醒我们要看到考评的最终目的，不要把手段当目标。如何考评？——创新式提出垃圾分类考评在不同时间段要有不同的着力点和抓手。谁来考评，谁是考评对象？——垃圾分类需要多元参与，也要依靠更适合的主体。谭爽总结到，“垃圾分类这件‘小事’折射出环境治理体系和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期待研究报告的建议能够落到垃圾分类工作实践中，为这个进程添砖加瓦。”

兰亚军在点评中建议研究报告可以增加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地的案例，用数据说明通过垃圾分类减量的可行性。另外，他强调，有什么样的考核就有什么样的结果。目前垃圾分类考核力度比以前强了不少，但是很多地方的考评仍然是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过程性指标多，实质性指标少。他建议，最核心的的指标人均垃圾产生量没有放到重要的位置上；还要进一步加大垃圾分类考评力度，提升在各级领导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乃至一票否决，考核成绩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挂钩。

陆肖琴点评到：垃圾分类只有开始，没有结束，贵在常抓不懈。具有扎实体现自我监管的考评体系十分重要，特别是最接近源头的街镇，考评工作也出现了市场化氛围，值得关注。

考评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上海特别是区级考评几乎呈现职业化，形成每月全覆盖一次、队伍固化、一线考评人员任务指标明确的特点。同时也有垃圾投放早高峰后才上班，晚高峰之前就已经下班的职业特征，考评质量如何保证。谈及考评，很容易被定性为是一项机械式、低门槛的工种。强制分类进入相对稳定期的城市，势必会大力关注分类实效及长效管理，考评从业者应该不单能“把脉”，更应该会“开药方”。“在此呼吁，让服务于考评的第三方有机会成为更专业的考评人！”陆肖琴说。

吉丽认为，标准化和激励机制非常重要，是长效持续的保障。昆山市逐级监督考核，从市级到街镇、再到社区、直至每一个督导员。街镇层面和市层面都会根据考评结果发布红黑榜，公开给全市人民看，哪些小区做得好，哪些小区做得不好，不足之处在哪里，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一目了然。主管部门还跟社会公益组织共同研究了星级督导员评定办法，不但有经济激励，还会鼓励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大的发展。

爱芬环保项目干事崔蔚、福建一点蓝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张水龙、蔚蓝之城（北京）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安艳从自身的工作实践出发，进行了主题发言。

崔蔚主要负责根据上海市垃圾分类考评相关细则，帮助街道对居委会、物业、单位、志愿者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指导。他的发言是“上海垃圾分类考评夯实分类基础”。上海市考评流程分为5个步骤：考评文件发布；市级、区级、街道培训；现场测评；考评情况汇总和问题汇报；上海市每半年发布成绩。上海市考评文件包含了街镇、居住区、沿街商铺评分标准（其中居住区一直是“五有”标准），这些都是“全市一张表”，并规定了可回收物、湿垃圾的分出量要求。2018年刚起步时，“有设施设备”和“有宣传告知”占到50分，但“有分类实效”也占30分；到了2019年7月，实效比例迅速提升到60分，为上海市迅速提升实效奠定了制度基础；2020年后，“有设施设备”和“有宣传告知”比重进一步下降，而根据需要考评项增加了“有回收服务”，分类更加精细化。“总体上说，考评是相对科学和公平的，虽然中间伴随偶然性，但长期考评就能够反映真实水平。”崔蔚说。

张水龙深耕垃圾分类领域七年，通过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和环境教育体系建设，在厦门、漳州、福州等多个城市取得了重要工作成果。他介绍了“考评机制在厦门垃圾分类中的作用”。厦门垃圾分类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先解决基础设施配备、物业履职和督导员到位的问题；第二阶段强调点位合并优化，降低监督和宣教成本，并通过教育部门发动学生动员家庭分类，与桶前督导结合，提升分类效果；第三阶段在实效提升后更注重垃圾分类的终极目标，居民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参与，从简单分类发展为精细化分类，从分类提升到源头减量的高度。而考评垃圾分类向前推动的重要力量。在一点蓝色负责的考评中，还特别注重扮演好智囊团的角色，以考促改、以考促优，动态式提升。厦门还通过多个周期的反馈机制来强化考评力度：每天都有日报，每周有周报，此外还要进行月报、季度报分析。这些报告会反馈到市领导小组工作群中，从市领导、区领导到街道管理者都会看到；《厦门日报》每个月公示，各区、各街道的得分、排名一目了然，还列出了60分以下的居住区和公共单位。此外，垃圾分类也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必考项，做得不好的地区甚至会失去候选资格。因此，各区级和街道主要负责人都特别重视。

安艳曾经带领团队成员开展“创城”、“创卫”、河长制、垃圾分类等多项第三方检查，以及环境领域的调查和研究。她分享的主题是“从城市宏观治理视角看垃圾分类考评”。她展示了“创文”、“创卫”、首环办考核、垃圾分类考核、河长办考核等工作指标其中都有跟垃圾相关的指标，这些考核的流程也是类似的，即问题上报、督办、再验收、月排名；但是，各级政府需要在各项考核的优先级找到平衡，也需要更加简单而清晰的指令来指导工作，因此考评指标不宜过于繁杂。北京的垃圾分类工作虽然是城管委主导，但还是需要多元参与，也涉及到多个部门，如学校动员在教委，基层社区动员在民政部门，而物业管理在住建委。“而考评指标是一个指挥棒，纳入了指标就有了政策依据，有了政策依据就有了财政资金依据，从而相关的人财物才能跟上。”安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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