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金融服务专题展，于近日在北京首钢园盛大举行。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板块之一，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汇聚了包括汇丰银行、瑞穗银行、万事达卡、伦敦证券交易所、德国证券交易所等在内的40余家外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围绕跨境金融服务、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纷纷展示了各自的创新实践成果与解决方案，从多个维度展现了全球金融与中国市场机遇的深度交融与互利共赢发展态势。其中，反洗钱证据共享机制的创新探索，以及国际惯例与中国国内法衔接的最新实践成果，更是成为与会者热议的焦点，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些成果的背后，暗含着中国在跨境金融纠纷处理领域数十年的探索积淀，而1995年爆发的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正是这一探索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案件。

作为中国近40年来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之一，牟其中案的复杂程度创下多个纪录：南德集团通过虚构进口贸易、循环开证，将外贸代理、银行开证、担保责任等多重法律关系交织成复杂网络，导致开证行陷入数亿元垫款追偿困局；案件历时21年，横跨刑事与民事程序，涉及跨国证据调取、国际惯例与国内法冲突等诸多难题，其处理过程成为检验中国金融法治水平的试金石。在这场漫长的司法实践中，陈志伟通过系统性的方法论创新，不仅推动案件最终厘清责任，更在法律适用、实务机制、行业规范等层面形成一系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成果，其经验至今仍被行业借鉴。基于此，记者采访了陈志伟律师，探寻该案处理过程中那些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突破。

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清晰暴露了当时信用证及相关领域存在的诸多行业问题。国际惯例适用存在明显空白，《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即只看单据、不看货物的国际通行规则）虽为处理信用证纠纷的核心依据，却未明确界定信用证欺诈及相应处理方式，导致实践中缺乏明确标准，给案件处理带来极大困扰。刑事与民事交叉处理的复杂性尤为突出，案件既涉及刑事犯罪，又牵扯民事责任，犯罪事实与民事纠纷衔接时，证据与事实的认定成为难题，加之跨国证据调取难度大、效率低下，进一步增加了案件处理的复杂度。担保责任界定模糊也是一大痛点，担保行在信用证关系中的责任边际不清晰，担保函的主体及担保对象容易产生争议，导致开证行与担保行之间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依据，阻碍了案件责任的厘清。同时，国际惯例与国内法之间存在冲突，像UCP500等国际惯例与中国的《合同法》《担保法》等国内法在信用证纠纷处理中，缺乏有机融合的机制，适用冲突问题显著。

这些交织的难题，倒逼法律实践层面寻求系统性突破。面对上述行业困境，陈志伟展开了针对性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多方面的行业贡献。

从理论到实务，首要是填补法律适用的空白。在法律适用与理论创新上，他确立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通常处理信用证纠纷时多采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国际惯例，但这些惯例对信用证欺诈及处理未作明确界定。陈志伟依据中国民事法律中有关民事欺诈构成的法律原则，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成功论证开证委托人、开证受托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关系构成实质性信用证欺诈，主张银行有权拒付，突破了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传统适用。针对担保行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他创造性提出担保实质落空理论与案外人核保行为不改变担保函主体理论——前者明确担保行责任限于委托开证关系，后者则指出开证行核保行为不能变更担保函原受函对象。2018年的判决书对这些理论予以了证明，为厘清担保行与开证行的责任边际提供了清晰依据。

在实务操作机制上，陈志伟设计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案处理但证据共享机制。这一机制同样得到判决书认可：通过将刑事案件认定的虚假进口相关证据——包括虚假外贸合同、伪造提单等犯罪事实及材料，直接转化为民事证据，不仅将跨国取证效率提升近60%，节省了大量诉讼时间，更清晰证明了各方过错及责任划分。

从国内规范到国际协作，行业影响持续延伸。陈志伟还推动了行业规范的完善与跨境规则的衔接。他带领团队为交通银行总行梳理各类常用对外合同，起草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系列制式文本，使银行跨境业务合同纠纷率下降40%，为优化风控体系提供了扎实基础。其代理案件的处理经验被吸收至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欺诈认定需满足单据虚假+无真实交易双重标准。同时，他将国际惯例（如UCP500）与中国国内法（如《合同法》《担保法》）有机融合适用，促进了信用证纠纷、国际贸易融资等案件的处理，提升了跨境规则衔接能力。案件处理经验还为后续中美跨境信用证监管协作提供了参考，例如2018年中美金融监管对话中的反欺诈合作，以及2019年《中美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反洗钱（AML）和欺诈调查领域加强信息共享的内容，其中调取境外银行单据、物流记录等机制，均借鉴了该案的证据整合模式，使跨境证据调取时间缩短近50%。

陈志伟的持续努力，实质推动了这起历时21年的漫长诉讼终告结束，法院成功厘清了相关案件当事人的责任，为同类复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宝贵范例。在法律与理论层面，他确立的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适用标准，填补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国际惯例在信用证欺诈界定及处理上的空白；担保实质落空等理论被司法实践认可，完善了担保责任界定的理论体系。在行业规范层面，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的出台，为信用证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司法依据；银行风控体系在制式合同的推广中不断完善，行业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在跨境规则与国际合作方面，国际惯例与国内法的融合思路，提升了中国在跨境金融纠纷处理中的话语权；为中美等国的金融监管协作提供的实践参考，让个案探索逐渐演变为国际共识的一部分。

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的处理，不仅是中国金融法治实践中一次成功的破局探索，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节点。案件中形成的法律适用方法、实务操作机制及规则衔接思路，历经时间检验，持续为行业发展提供着方法论借鉴。从个案处理到制度完善，从国内实践到国际协作，这一案件所沉淀的经验，恰是中国金融市场在开放进程中不断规范、成熟的生动注脚，也为全球跨境金融纠纷的解决贡献了具有实践价值的参考样本。（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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