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友梓

1966年开始的特殊事件，结束近半个世纪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却是永远的痛。期间，我经历过的一些荒唐的事，不靠谱的事，虽渐行渐远，而留在心里却是挥之不去。一件没有完成的差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令人难忘!

这是发生在1966年下学期的事。

当时在安仁二中主持全面工作的是校长谭经，支部书记侯德锡为二把手。但不知何原因，从我1966年9月入学以来，学校大小事出头露面并不是主持工作的谭经，总是侯德锡，包括带队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当时，我们只有在学校的批斗大会上才可以见到谭经，此时他基本上没有人格上的尊严，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

谭经1923年11月出生于安仁县滩头洲一个农民家庭，湖南省立二师毕业，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是安仁县建国初期为数不多的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曾任二区(军潭区)区长、县工业局局长等职务，领导工作经验丰富，办事能力强，群众口碑好，深受群众爱戴和拥护。在1965年8月的社教运动中，调任二中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支部书记侯德锡，也是一位勤政、忠诚、务实的好同志。尽管当时形势复杂，谭经校长还是尽力排除干扰，力抓学校的规范管理，维持正常教学秩序。196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下发之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校长处境更为困难，此后基本上“靠边站”。

大约到了这个学期末(1967年元月底)，离农历春节就那么几天，本来应该是放寒假的时间，学校却一直没有正式宣布放假。多数同学早就自动回家了，只有少数造反派还在“坚守岗位”，我因是学校文革小组成员，安排值班几天。好像是农历小年后的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值班，造反派头头突然给我下达所谓的战斗任务：“马上动身到禾市滩头洲去，连夜把走资派谭经揪回学校，明天大会批斗。”

我一听顿时蒙了，谭经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领导，又同为禾市老乡，派我去揪谭校长，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况且，从学校到滩头洲有二十来里的路程，当时不通公路，步行往返得花五六个小时时间。再说，同学们大多数都回家了，哪还有人来参加批斗会!我正想找理由、讲条件推脱这个差事时，造反派头头急眼了：“还站在这里干嘛，老实告诉你吧，今晚就是不睡觉，也得把人揪回来，知道么，这是命令!”

我即刻明白，这个差事落到我头上，怕是“推也推不脱，奈又奈不何”了。只好硬着头皮从命。当即找了一个同学作伴便匆忙上路了。时值隆冬时节，数九寒天，路旁余雪未融，寒风刺骨。我们在泥泞道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赶路。到达一个叫普口潭的地方时，前方偶尔传来几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刻，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向路边的行人打听谭经的住处，路人指向前方约八九百米远、在夜幕中忽隐忽现几束灯光的一栋房屋说：“那就是。”此时，迎面仍不时传来几声稀稀拉拉的爆竹声，风中飘来一股淡淡的蜡烛气味。随之，我的心头掠过一丝丝悲凉，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进屋后证实，是谭校长的母亲前日逝世了。受时下破“四旧”影响，只见灵堂极其简朴，但静穆而庄重，前来吊唁守孝的儿孙和亲朋好友挤满了屋。

当时，我虽然年少无知，但乡村的礼仪风俗之类的老规矩略知一二。懂得亲人忘故守灵守孝，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尊敬和缅怀，是重要的礼制。亲人逝去，在家守灵尽孝，天经地义，人之常情。难道我还忍心“揪”他回去批斗吗?俨然这趟差事交不了差，我也绝不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打定了主意后，转身就往外走，冷不防谭校长从一旁走了过来，大概是有人告诉他学校来人了，也明白我们的来意。

我当时感慨万千，既感到这趟差事的无奈，又怨恨造反派的无情和冷漠，更懊悔自己此时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说了句“校长，对不起了，您多保重自己，我们不打扰了。”说完大步往外走。这时谭经从后面追了上来，一把抓住我往回拽，“这么黑的天，又很冷，还要走一段河边路，黑古隆咚的，出事怎么办，怎么也得住下来明早走”。

后来我才知道，造反派是在得知谭经在家奔丧守孝后，故意安排这趟荒唐的差事。

没有完成的差事转眼间已成了记忆。我常想，“百善孝为先”这种传统美德，总是要传承下去的，因为它已植入了中国人的基因里;而没有完成的差事本身所展示并包含着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之间的较量，同样也会持续下去。

(作者系郴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