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财经》杂志创刊25周年,面对全球经济变局和复苏增长挑战,多位嘉宾强调:应继续推进改革,更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并切实弘扬企业家精神

6月27至28日,中国核心商业媒体《财经》杂志在京举办“年度对话2023:驭变求新,创变谋赢”论坛,邀请20余位中外嘉宾,共话经济全面复苏之道。此次论坛上,与会嘉宾对市场化与国际化、改革开放与制度建设、碳交易与绿色复苏、对外贸易与国际合作、提升民企信心、坚守法治精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房地产转型、人口负增长、金融创新、财富传承、投资机遇等相关专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社长戴小京,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华大集团CEO尹烨等20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在致辞环节表示,《财经》一直在时代最前沿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今年是《财经》杂志创刊25周年,适时推出年度对话活动,对当前社会经济热点问题,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做一些针对性解读。

宏观经济走势是本次论坛多位专家聚焦和讨论的议题。面对繁复的外部环境,高西庆认为,中国正面临新范式变化时期,所谓范式,指的是长期的、大规模的变化。所谓新范式,和此前大家所熟悉的周期性变化、临时性的变化,以及偶然性变化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他强调,新范式已经对各国的体制机制、法治规则、经济运行模式造成了中长期影响,越来越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出现了举国体制、强力政府现象;各国在法治规则方面随意性增加,政治化、民粹化;贸易区域化现场也越来越多。高西庆认为,新范式下,中国需要增加法治的作用,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创造更多机会。

面对中国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情况,姚景源认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根本之道是改革和制度建设。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的都是短期问题,政策有成本,而且政策的成本在上升,政策的边际效用在下降。要从根本上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状态,必须靠改革来激活和释放市场内生动力,一定要认识到制度比人强。有一个好的制度,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的内生动力。

产业转型机遇也是与会嘉宾讨论的一大方向。双碳战略是各行业未来必须锚定的风口。仇保兴认为,要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蓝图目标,不能使用计划的手段,而是必须发挥市场的力量,发挥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中国的碳市场严格意义上还处在婴儿阶段,急需要打强壮针、吃补品,让它快速成长起来。碳交易的正循环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比房地产投资还要大许多倍。

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地缘冲突及其引发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全球通胀飙升、债务收紧、极端天气加剧等系列冲击波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联合国在近期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3%,该报告还显示,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前景仍然黯淡,世界经济仍面临长期低增长的风险。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4.5%,前5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数据出炉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调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大幅提升对中国发展的期待。2023年将成为中国经济由局部改善转向全面复苏的关键之年。

在这一国内外经济复苏转型的时间节点,《财经》此次“年度对话”高峰论坛引发高度关注,全网传播量超1亿人次。

本次论坛活动还举办了庆祝《财经》杂志成立25周年的庆典仪式,《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社长戴小京、副社长刘霄、主编何刚、执行主编马克共同点亮了“以初心致未来”的灯箱。回望初心,既向往昔25年的峥嵘岁月致敬,面向未来,也共同开启《财经》“与时代同行”的下一段精彩旅程。

嘉宾锐评 & 发言集锦

(发言时间为序)

王波明 《财经》杂志总编辑

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财经》观察、记录和推动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用独特视角和深度的文章,把一个时代浓缩为一个小小的胶卷,尽是精华。

芬恩·基德兰德 200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挪威经济学家

中国的银行业更偏爱国有企业,而私营企业则依赖于留存收益、企业家的个人储蓄以及家人、朋友的一些非正式贷款,以此来维系企业运营和投融资。建议鼓励中国金融中介竞争,来改善中国银行体系,竞争一直是改善效率的最佳选择。

高西庆 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

我们所熟悉的国际化趋势应该是往前走,现在是在掉头往回走,而且走得这么快,国家间以邻为壑。美国政府现在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匪夷所思,好多决定做得如此轻率,这是全球范围内的范式改变所形成的。范式改变是长期的、大规模的变化,程序性转化、随意性增加,民粹方面对规则的影响也非常大。

姚景源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

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复苏进程目前处于波动状态。怎么看待现在的经济状况,社会上是有分歧的。我主张两个方面,第一,是要看到中国经济现在处在复苏和恢复常态的进程中,这是基本面;第二,切不可低估主要指标调头向下,必须把这种向下的状态稳住。

仇保兴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双碳的投资才刚刚开始,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总的投资是多少?超过150万亿。谁排碳谁付钱,谁减碳谁得益,整个碳金融、碳市场就会蓬勃而起,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投资,完全可以取代很多旧投资,取代原有的“铁公基”的投资,这是很明确的方向。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如果中国要进一步融入全球,一定要按规则办事。2008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我们接受了减排原则,但是有区别责任,因为发展中国家是后发展起来的,碳累计排放量是少的,人均排放更少。巴黎气候协定里,我们承诺减排,而且规划了“3060目标”,这就是主动减排过程。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过程,也是认识到自己的义务、自己的责任的过程。全球化有制度安排,有碳排放的要求,而且形成了规则。

马克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提振经济肯定要通过企业家,主要是民营企业家。这就跟踢球一样,球场修得再漂亮,草再好,没人踢球也没用,踢球的不可能是政府官员,应该是企业家。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想办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需要一些金融创新。过去一段时间,金融创新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我们还是要做金融创新。

吴侨文(John Edwards) 英国驻华贸易使节

缩小理解是缩小差距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增强参与度,实现人员的双向流动。近几个月访问英国的中国商业代表团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在英国一些大公司的CEO都已经重返中国。

尹烨 华大集团CEO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已经是历史上最长寿的一代人,也是技术上可以说接近永生的群体。我很有信心,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国人大概率到世纪末平均寿命将达到100岁。我并不怀疑人类是否能实现技术进步,我只担心今天的精准医学会不会变成精英医学,越有钱的人活得越久。

刘煜辉 天风证券特邀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通货紧缩”这个词虽然跟“通货”相关,但本质是生产者过剩危机。厂商产生的东西卖不出去,消费者需求不足,消费者口袋里得不到“通货”。为什么得不到“通货”?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工作的机会正在大量丧失,收入下降,收入预期在恶化;另外一方面,资产价格下跌,使得家庭财富财务的结构严重恶化,因为资产是软的,负债是硬的。对于家庭来讲,财务结构的恶化导致对未来悲观预期的溢出,这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在市场条件下,再分配并不是要打乱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而是要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方面比较完善的制度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孟晓苏 汇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房集团、幸福人寿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

某些人说中国的房地产业顶到天花板了,中国居民需求顶到天花板了,中国的城镇化顶到天花板了,中国的经济顶到天花板了……只看限购状态下的楼市,看到了目前的楼市低迷。我调侃这些人是在一条封了路的路口数车流,在关了门的商场数客流,这怎么能反映真实情况呢?

何刚《财经》杂志主编

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它正在面临的复苏压力,但未来的发展潜力不能被否认。我们需要面对中国市场和金融发展当中真实存在的很多结构性问题和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麻烦,推动经济和金融相互协调发展,共同推进中国经济走向更好的明天,这是现实挑战。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是信心不足,预期转弱,信心不足既表现在投资者、企业家,也表现在消费市场。信心不足和预期转弱背后的原因,法治的完善和制度平台的重要性,要比单纯的政策调整重要的多。如何进一步完善法治,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件事要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们是恢复信心、稳定预期的最重要来源。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学院院长

要建立一个好的财富分配制度,让上市公司能够实现增量财富的再创造,让大股东、小股东、中介机构,还有行业实现多赢,做大蛋糕,实现多赢共富。而大股东现在主要是靠减持实现自己的富裕,这不是增量的再创造,是存量的博弈分配,而这个现象怎么才能避免?要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入手,避免中国独特的一股独大现象。

范文仲 北京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

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还需要突破两大瓶颈问题:一是数据,二是算力。这两个要素既耗费资源,又耗费资金,所以很多人认为只有大公司才能训练大模型,小公司没有可能,表面看确实如此。如果能够发挥中国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技术和制度创新,小公司也完全有可能训练大模型。

吴健 源码资本合伙人

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还是有比较强的优势的,中国是唯一有机会跟美国一起在科技赛场上较量的国家。有人说中国供应链第一站都是去东南亚,是“新一代下南洋”,我觉得这是片面的,有局限性。大部分企业把供应链往东南亚溢出,更多的是借助东南亚面向全球市场,我更多愿意定义为它是“新一代的大航海时代”。

朱治彦 《财经》杂志副总经理

有人说传播是流量,有人说传播是规则,但其实无论传播的落脚点在哪里,归根到底核心莫过于人,哪些人?是你,是我,是他,是那些步入社会不久期待又彷徨的青年朋友,是专家呼吁最需要关注的中低收入者,是城市建设背后四海为家的农民工,是我们身边每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每一个你,也是每一个我。

陈炜 中信出版集团总经理

流量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流量本身成为了当今最为重要的商业资源和文化资源。对于企业来说,现在很多企业依靠流量获取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对于个人来说,流量逻辑使得普罗大众中的每一个个体可以在网络世界中自由的获取信息、充分展现自我、公平实现价值。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

本世纪发生最重要的事:一个是中国崛起,第二是世界人口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低迷的时候,需求不足、消费信心不够阶段,应该引导社会富余产能去投资孩子。对家庭来说,付出是大于收入的,但对社会来说是一个贡献,所以应该是政府补贴家庭。中国现在需求不足,正好可以通过鼓励生育刺激经济,把钱发下去,让家庭有更多的孩子,孩子有更多的消费,短期也能够促进经济繁荣,缓解就业压力等。

刘亚东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原总编辑

“中美科技脱钩”其实是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科技成果进行垄断,知识就是知识,不存在是中国的知识还是美国的知识,而且对知识共享是开放态度,这是科学探索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所谓“中美科技脱钩”,实际上说的是中美技术脱钩,即便是技术脱钩,也不会是全面的脱钩,会在局部领域发生,集中在那些关键核心技术上。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元宇宙,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方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生产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谈财富的创造和传承问题,我们必须说财富创造的方式变了,传承的方式也必须变。

高传捷 特华博士后工作站学术总指导,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荣誉顾问

财富的传承强调制度稳定,强调制度执行的可预期,因为它是做代际传承的,是往后面人传的,制度老变就不信任了。传承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稳定,它可能会有一些量变的过程,但是大的调整不多。

郭卫锋 德恒全球财富管理业务中心主任

跟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转型相关的变化至少有三个:第一,是企业家群体对财富管理的认知和行动力加强了;第二,受新经济催生,这些人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诉求也更加多元化;第三,人工智能可能正在重塑或者改变我们财富管理的服务体系。

崔琳琳 联办传媒副总裁,财经飒姐账号主理人

流量和内容应该如何平衡?媒体生态的发展,就像是一个画圆的过程,兜兜转转,最后依然会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当喧嚣褪去之后,所谓的“流量至上”,在众多的互联网看客眼中还是一地鸡毛。MCN生态最需要经营的其实是人,是每一个与我们在屏幕前产生交互的人,是每一个线下陪伴我们成长的人。正是因为有了对内容生产的坚持,才有了行业决策者的位置。

温义飞 2023年度《财经》杂志特约商业评论员、财经博主

最近这两年出生的孩子,他们会度过学习压力很小的童年,继承大量财富的青年期,在壮年的时候,社会上会出现很多商业机会。这一代孩子可以获得幸福人生可能性非常高,而且这个时间窗口不会太久。因为当学校的缩编完成,就业岗位的缩减完成之后,新的平衡形成了,短暂的生育红利期就过去了。什么叫时代宠儿,今年或者明年出生就是时代宠儿。

周媛 财经博主

过去考验我们的是信息的获取能力,现在似乎更考验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信息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被无限放大,这意味着判断能力高超的人,可以对不成熟投资者进行更残酷的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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