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婚礼却未领证，共同生活两个月后女方悔婚被判返还部分彩礼；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是一纸空文，违反禁令受到法律严惩；居委会为老人养老送终获遗赠，四子女应未赡养丧失继承权……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3月7日发布20件全省法院家事纠纷典型案例。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获悉，江苏法院依法妥善审理家事纠纷案件，不断加强对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充分发挥了家事审判定纷止争、情感治愈的功能。

共同生活两个月后女方悔婚，法院判酌情返还彩礼

宋某与蒋某经人介绍相识相恋。2021年5月，男方宋某为蒋某购买了足金手镯、金项链、钻石戒指等首饰，合计38188元。2021年9月，宋某应蒋某家的要求给付订婚彩礼10万元。2021年12月，双方举行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结婚当天，宋某按照习俗给付蒋某上下轿礼2万元。

(资料图)

两人共同生活两个月后，因感情不和发生矛盾，蒋某回到娘家，不愿与宋某继续共同生活。宋某诉至法院，要求蒋某返还首饰、订婚彩礼、上下轿礼等在内的所有婚约财产。

沭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为缔结婚姻按照当地习俗向蒋某给付彩礼，现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宋某给付婚约财产的目的未能实现，其向蒋某主张返还婚约财产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原因等因素，法院作出判决，蒋某返还宋某足金手镯等物品折价款38188元、返还礼金7.2万元。

据介绍，给付彩礼从本质上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一旦婚约解除则面临彩礼如何返还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五条沿袭了原《婚姻法解释（二）》关于返还彩礼的规定，即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这三种情形下，支持当事人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仅办了结婚仪式即同居生活的情形。在此期间彩礼已用于共同生活，如果仍机械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全额返还彩礼，与“熟人社会”中朴素正义观相背离，对收受彩礼一方也极为不公。因此，如果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共同生活的，应根据具体情形酌定彩礼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本案中，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数额较大、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系因女方不愿继续共同生活所致等因素，酌定女方返还大部分彩礼，符合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

保护令不是一纸空文，男方及父母闹事各罚1000元

安某与徐某系夫妻，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期间，男方安某多次辱骂、殴打徐某。2021年3月，安某与其父母安甲、张某闯入徐某单位闹事，当面辱骂徐某并欲殴打徐某。徐某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至现场将安某带离并进行教育。其后，徐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遂裁定：一、禁止安某、安甲、张某对徐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安某、安甲、张某骚扰、跟踪、接触徐某。裁定一经作出，立即送达当事人及其所在地派出所、妇联，公安机关亦对安某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

其后，因家庭矛盾并未缓和，根据徐某的申请，法院依法裁定延长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2021年12月，安某、安甲、张某再次闯入徐某单位闹事。徐某报警后，在公安机关处置过程中，安某、安甲仍然不断辱骂徐某，公安机关调查后移送法院处理。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安某等三人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无视法律尊严，公然违反禁令，应予惩戒，遂依法决定对安某等三人各罚款1000元，并作出训诫，如再次违反禁令将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处罚决定作出后，安某等三人未再对徐某实施家庭暴力。

据介绍，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明确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训诫、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构建起完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并非一纸空文，而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然违抗法院裁判已经触碰了司法底线，必将受到严惩。通过训诫、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惩罚施暴者，加大对施暴者的威慑和制裁力度，有效消除和制止人身安全隐患和家暴行为，全方位为受害人撑起法律“保护伞”。

居委会为老人养老送终获遗赠，四子女未赡养丧失继承权

王某与吴某原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二子二女，1961年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王某从安徽返回无锡工作生活，四个子女从未探望、赡养过王某。2003年，在王某弟弟妹妹的见证下，王某与居委会签订一份遗赠扶养协议，载明由于历史等原因，王某一直独身，虽有兄弟姐妹，但由于工作忙、距离远，照顾不便，由居委会按“五保户”待遇负责王某的日常生活、养老至寿终，王某的财产在其寿终后由居委会处置。协议签订后，居委会一直安排专人照顾王某起居和就医陪护，直到王某94岁去世，并为其操办了丧事。

王某的四个子女在得知王某去世的消息后，从外地赶回要求继承遗产，与居委会产生争议。居委会无奈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遗赠扶养协议有效，王某名下财产归居委会所有。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居委会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居委会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独居的王某予以照顾，妥善安排住处并有专人看护，为其垫付医疗费，支付养老院费用和丧葬费，尽到了遗赠扶养人的义务，反观王某的四个子女却未尽过任何赡养义务，四个子女主张遗赠扶养协议违反公平原则，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某财产归居委会所有。王某的四个子女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介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已日益凸显。《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该规定在原《继承法》第31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遗赠扶养人的范围，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老年人的社会扶养问题。

本案中，众子女多年来对老人未履行任何赡养义务，在得知老人去世后却要求继承财产，于情、于理、于法，其主张均不应得到支持。居委会诚实守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真正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大力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其受遗赠的权利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遗嘱自由有限制，应当为无生活来源继承人保留份额

范某与吉某原系夫妻关系，于1989年育有一子范小某，两人于2000年9月离婚。范小某自2006年即患有肾病并于2016年开始透析治疗，2020年出现脑出血。男方范某于2002年9月购买房屋一套并于2011年5月与刘某再婚。2014年12月，范某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将该房屋置换为一套新房屋。范某患有癌症多年，2019年6月其订立自书遗嘱一份，载明：“我所有的房产及家里的一切财产，待我百年后，由妻子刘某一人继承，产权归刘某一人所有。”

2019年11月，范某去世。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内容继承案涉房屋。诉讼中，范小某辩称，其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亦无生活来源，范某虽留有遗嘱，但该遗嘱未按照法律规定为其留有必要份额，故该遗嘱部分无效，其有权继承案涉房屋的部分份额。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范某在自书遗嘱中指定刘某为唯一继承人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因范小某作为范某的法定继承人身患肾病多年，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故应为其保留必要份额。结合案涉房屋价值和双方实际生活情况，法院酌定由刘某给付范小某房屋折价款，作出判决，案涉房屋由刘某继承，刘某给付范小某房屋折价款8.5万元。

据介绍，《民法典》第1141条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必留份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旨在平衡遗嘱自由和法定继承人的期待利益，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生存权利，防止遗嘱人将本应家庭承担的义务推给社会。

本案裁判通过房屋折价补偿的方式既保障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范小某的权益，又尊重了范某遗嘱中财产由刘某一人继承的遗愿，实现了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和尊重遗嘱自由的有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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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万承源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