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可知，2020年末中国人口规模为14.12亿人，相比2019年末增长了204万人，增幅继续下降，其中男性人口规模增长了318万人，女性人口规模减少了114万人，意味着女性人口先于男性步入负增长时代（如图1所示）。这是否意味着人口负增长“拐点”提前到来？将造成何种社会经济影响？应如何看待、应对？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图1 中国历年人口规模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一、人口负增长“拐点”是否“提前到来”？

当前中国人口正增长态势是由于人口惯性所导致的惯性增长，即20世纪下半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正值所累积的正增长惯性仍在发挥作用（王丰等，2008；翟振武，2008），但随着少子化不断加深以及平均世代间隔的不断扩大，负增长惯性则不断积聚，因此国内外关于中国的人口预测均表明人口负增长拐点将于21世纪上半叶到来，但“拐点”具体时间将主要取决于我国的生育水平变化。

计划生育政策放松预期下，二孩及以上出生增加所带来的生育水平回升，以及非普查年份的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生育状况统计数据，使得2020年以前的大多数人口预测研究均在中方案中假设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总和生育率将保持在1.6-1.8，同时把总和生育率1.3-1.4作为未来生育率水平的下限假设（人口预测低方案）。

以此为基础的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规模峰值最可能在2027-2030年出现，在此以后进入负增长（王丰等，2008；王广州、王军，2019；联合国，2019；张现苓、翟振武、陶涛，2020），低方案人口预测结果则显示：我国人口规模峰值将在2023年左右出现（王丰等，2008；张现苓、翟振武、陶涛，2020）。也有较新预测研究则进一步调低了生育水平的预期，预计2020-2025年之间总和生育率将在1.3左右变动，将此作为中方案预测的结果显示2024 年前后将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王广州，2021）。

中方案常常被用来显示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预测结果，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了低方案，这导致了“拐点提前到来”。总和生育率1.6的中方案假设在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的两年内得到支持，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政策实施以前的年出生人口数，总和生育率确有反弹。

但随着二孩效应的下降以及育龄妇女人口减少所导致的一孩出生人数的下降，总出生人数及生育率又开始快速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数约为1200万人，粗生育率下降至8.52‰，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一生育水平低至主流人口预测研究中的生育水平下限，明显低于主要生育水平假设（中方案）所依据的1.6以上总和生育率，这说明未来人口规模变化将有较大可能依据主流人口预测研究低方案结果发展，即将于未来2年内出现人口负增长。因此，我国人口负增长拐点确实将“提前”于过去学界多数预测最有可能的发生时间，但仍在整体预测范围以内，基本对应多数低方案预测结果，而“提前”的主要原因是对生育水平下降速度的预判不足。

二、人口负增长“拐点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第一，人口负增长是生育率转变的必然结果，且一般不具备可逆性。过去200年全球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生育水平将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而不断下降，且步入较高发展水平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相继下降至更替水平2.2以下，欧洲部分国家及东亚、东北亚地区也先后进入总和生育率1.3的超低生育水平行列，各国也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试图提振生育水平，但均未收获显著效果。

第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转变开始较晚，但转变速率快、历时短，这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应对人口负增长及相关变动的适应期较短。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由高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3以上）降至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2以下）需要经历100年的时间，再从低生育水平到面临人口负增长风险还需要半个多世纪，而中国从高生育水平转变至人口负增长仅历时约半个世纪。

第三，人口转变速率快、历时短使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红利期内抚养比更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在短时间内积累速度更快，但同时也将带来人口红利期后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快速下降，老年人口快速上升，进而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快速下降、养老负担快速加重、消费市场萎缩、资本积累推动技术转化不及时、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不及时等社会经济问题。

第四，人口负增长“拐点提前到来”主要反映我国实际生育水平未能得到及时、准确把握，使如何缩短社会经济系统对人口快速少子化、老龄化的适应期这一挑战更显急迫，对我国加快制定适应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社会的长期发展战略具有警醒和敦促作用。

三、对策建议

第一，充分准备应对潜在经济风险。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可能导致社保基金支付压力提前到来等潜在经济风险。因此，不仅要进一步稳步增加社保基金规模、增加投资收益，还要聚焦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社会保障收支缺口的补充、调剂，同时大力发展人口保险、健康险等商业保险，多方面筹措社会长期资金以应为未来存在的养老资金需求。

第二，促进劳动力替代技术发展。人口拐点提前到来导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劳动力供给的提前下降，由此影响到经济增长。在智能化时代，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设备在程式化生产任务中具有巨大优势，能够在部分生产环节中替代劳动力。已有研究表明，在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不利影响方面，延迟退休政策的效果可能不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将有效弥补延迟退休所带来的老年人口工作效率相对较低，年轻人受约束较大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减弱、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第三，出台“干货”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养成本、扭转生育观念。中国处于市场化发展、城市化发展、个人原子化发展等多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外部性因素（如经济成本）和内部性因素（如意识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年轻一代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并很可能将进一步下降，因此应同时关注外部性因素和内部性因素两方面，降低家庭生养成本、扭转生育观念。 降低家庭生养成本，重点在于推行生育福利政策、加大对二孩三孩的生育补偿、利用公共财政弥补企业相应利益损失，同时调整住房价格、改善住房条件、加大对多孩家庭的社会保障性住房供应。扭转生育观念不仅在于扭转个人的生育观念，更要扭转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个人要树立生育的积极态度以及对生育价值与权利认同，同时要构建友好的生育社会，整个社会都需要充分认识到，生育孩子并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事情。第四，不必过度悲观，延长并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应。虽然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但仍在多个方面存在未充分发挥的“人口红利”。

一是我国城镇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大量进程务工农村人口仍未能定居城镇完成市民化身份转变，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转变将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供给，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扩大城市消费市场，进一步延长我国的人口红利期。

二是我国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快速积累，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及总人口规模趋于下降，但在高科技等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的人口规模及密度在不断上升，因此急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改善教育环境及目标，将有利于我国人口红利的进一步发挥。三是我国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以及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对比第七次与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60-80岁老年人口的自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这意味着低领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将不断提高，随着教育水平较高、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低龄老人规模增加，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得以更有效地利用。

（作者潘泽瀚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尹晨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