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下午，丰子恺幼女丰一吟离世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了。

晓风书屋掌门人朱钰芳在朋友圈里写道，丰一吟老师于12月11日下午13点18分安详离世，寿享93岁。

丰一吟，画家、翻译学家，1929年5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市石门镇）人。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子恺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朱钰芳是下午2点接到丰一吟的女儿崔东明打来的电话的，听到电话那头的崔老师泣不成声，朱钰芳就明白了一切——今年起，丰一吟先生的状态就非常不好，只能吃流质的东西，亲友们已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

丰一吟先生于12月11日13点18分离世后，崔东明老师就给在浙江和杭州的亲友打来电话。她母亲在杭州有诸多朋友，当年曾在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读书，亲戚也有很多。

丰一吟为人所知，一方面是她后来作为丰子恺研究者和丰子恺漫画的承继者，另一方面，她幼时也如同大姐“阿宝”、老四“软软”一样，出现在丰子恺作品中，如下图：

丰子恺在这张画上题上了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父亲对女儿的箴言，被丰一吟一直视为自己的座右铭。这幅画，也被丰一吟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

丰一吟在《我与爸爸丰子恺》一书中，记述了她记忆中的爸爸及她自己的部分人生经历。

“可能外人看到的更多是父亲成就的一面，但人总是人，不是神，其实他有很任性的一面。”丰一吟曾说，正是这种任性，让父亲打破常规，用毛笔和宣纸画漫画，文风也很不拘一格，而他生活中的任性，也有许多趣事留在女儿的记忆中。

《我与爸爸丰子恺》书中的这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

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小阿倌，给我到新房子里去拾点发火柴来！”李家大妈递给我一只小篮子。我欣然应命，接过小篮子，踮着一双小脚，噔噔噔噔地出后门，穿过梅纱弄，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拾刨花了。——这是我关于缘缘堂最早的记忆。那一年，我虚龄5岁。以前的事，就依稀仿佛了。

所谓“新房子”，指的是“缘缘堂”。

1932年末缘缘堂开始施工时，爸爸虚龄35岁。爸爸出生于1898年农历九月廿六日，公历11月9日。在造缘缘堂以前，爸爸带着一大家子东迁西搬，用开明书店送的一支红色派克钢笔，写出了二十多本书。1932年，他总算在养家糊口之余，攒够了为自家筑一个安乐窝的钱。1933年春，缘缘堂落成。

爸爸的老师和皈依师——李叔同弘一大师，在1926年时就为爸爸的住处取好了“缘缘堂”的名称，是弘一大师在上海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家宿舍里释迦牟尼像前叫爸爸拿了两次阄所得的结果。可那个“缘缘堂”指的是永义里的宿舍。后来“缘缘堂”这名称一直随着爸爸的搬迁而转移。直到六年后，爸爸方始在自己的故乡浙江省石门镇有了自建的这个缘缘堂。（石门镇当时属于崇德县，现在属于桐乡市。）

那时的爸爸，已经长着胡子。不仅嘴唇上有髭，下巴也留着长长的胡须。他在心情悠闲时，常用手捋捋胡须，好像在自我欣赏。我从未见过没胡须的爸爸。所以，后来我看到爸爸没长胡须时的照片，总以为那是我叔叔。其实，我虽然有两个叔叔，却都夭折了。

听说爸爸的胡须是在我祖母去世后开始留的。按当时习惯，服丧期间不可理发。爸爸从此就开始蓄须，那是1930年的事。如果现在我看到一个33岁的人蓄须，一定会感到这人老气横秋。可是爸爸留胡须，丝毫没有留给我这种感觉，反而觉得他潇洒得很。

祖母死后，按当时习惯，在开吊、出丧期间，作为唯一一个“孝子”的爸爸必须穿麻衣，还要在麻冠前面挂两个棉花球，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眼，什么都不想看了；两侧挂两个棉花球，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耳，什么都不想听了。实际上这都是形式主义，哪有人真的塞起来的！这种丧服引起爸爸的反感，他坚决不穿。族中的长辈表示一定要穿，才算孝顺。爸爸为了彻底反抗，把别人为他准备好的麻冠麻衣裁成了数片。族中人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和大家一样，只穿一件白衣服了事。

在父亲身边长大的丰一吟，笑称一直不认为爸爸有多么伟大，因为“身在此山中”，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父亲，才知道他有多么了不起。

丰一吟曾说过，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是放任自流。她入国立艺专即现在的中国美院学画，但对画画兴趣不大，倒是很喜欢京剧，还曾参加过演出。后来在父亲提议下学俄语，并成为一个翻译家。

丰一吟通晓俄语和日语，是父亲文学翻译事业最重要的合作者。

父女署名合作翻译的文艺作品近10种，约100余万字，其中丰一吟助译但未标明、以及合译后未曾出版的，尚未计算在内。

上世纪80年代，丰一吟开始研究父亲的生平，先后撰写了三本丰子恺的传记，而她的画也继承了丰子恺的风格，成为难得的丰子恺绘画的传人。

丰一吟后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上海她住所里的卧室兼书房的大房间里完成的。在这个大房间里，满满当当都放着书，丰老师的书桌就搁在一个角落，书桌上是书籍报刊和笔墨纸砚，甚至连书桌的抽屉都是半开的。

这间书房里，只挂着一幅丰子恺先生的《一叶落知天下秋》，这是丰一吟仅存的一幅父亲的真迹。

画中，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仰头看着一片树叶从天而降——传达的是人类悲悯的情怀。

几十年来，在这幅画的注视下，丰一吟先生埋头读书、写字、画画、编书——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所能表达的、无尽的爱！

丰一吟先生，一路走好。

2013年，

85岁的丰一吟先生曾接受钱江晚报记者的专访↓↓↓

丰一吟忆父亲：他爱喝黄酒爱吃螃蟹爱打呼噜

85岁的丰一吟，是丰子恺目前唯一还健在的孩子。

在上海徐汇区斜土路的一条小弄里，记者见到了这位一直陪伴在丰子恺身边直至其去世的女性。

作为丰子恺研究的拓荒者与丰氏漫画的传人，丰一吟说她的脑海中时常交叠着两个父亲——

一个是真真切切相伴数十年，“不算温和，凶起来很凶”的父亲；

一个则是外人时时追忆敬仰的艺术大家丰子恺。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丰先生对杭州感情很深吧？

丰一吟（以下简称为丰）：是的，父亲很喜欢杭州，喜欢西湖，他画出来的很多山水，其实都是杭州的。

他差不多每年都去杭州。我在杭州住过皇亲巷，在宝极观小学（地址位于现在的凤起小学南边）念书。

后来我们还住过葛岭，我在美院读书，那时候美院还在平湖秋月对面，每天上学就走西泠桥。

这段时间，他不教书了，所谓“三不”先生（一不教书，二不演讲，三不赴宴）。他就在家里，要画画就画画，要写字就写字。大概画画可以卖钱吧，反正我们都是吃得饱的。马一浮就住在我们家斜对面，我父亲经常去。有时候我还替他送东西过去给马一浮。

弘一法师和马一浮先生是爸爸最尊重的。

记：你觉得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丰：有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都是人家说起，我才发现原来父亲很特别。如果不指出来的话，我就觉得爸爸就是爸爸嘛。

晚年的时候，他习惯早起，每天七点起床。有午休的习惯。一般上午写字、作文章比较多，上午要动脑筋；下午也会画画，还有翻译，翻译日文、俄文、英文。在上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翻译，这样不太容易出问题。他一躺下去就能睡着，还打呼噜，我真是羡慕他。穿的方面，他不大讲究，妈妈做什么他就穿什么。

记：据说，他最爱喝酒？

丰：他中午、晚上两餐都要喝酒。他只喝黄酒，上海就有绍兴酒卖，沈永和的牌子，父亲过去一直喝这个。现在我们家出了弄堂左边斜对面就有沈永和酒，每次经过那里我就想到父亲。

父亲不吃肉，但吃河鲜。我有时候还说他，你还画护生画呢，你自己吃这个吃那个，他说没办法。

他喝酒喜欢吃螃蟹，那时候已经装了假牙齿，把螃蟹腿一个个掰下来，螃蟹中间也可以掰得开，就是螃蟹的钳咬不开，他问我：“你帮我咬一下好不好？”我害怕得不得了，因为我不吃蟹，就只好硬着头皮帮他咬。

记：他画画时是什么样的？

丰：随便趴在一张小课桌上就画起来。墨不讲究，砚台也不讲究，人家送给他一个端砚，他也随手送给别人。

父亲的毛笔，只有狼毫没有羊毫，好坏也不计较。用完后也不清洗悬挂，而是饱蘸墨汁，再套上铜笔套。画画之前他会拿个木炭条勾一下大致位置。后来有人看见他的画上有木炭条的痕迹，就说是赝品，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个事。

记：他的脾气好吗？似乎没什么架子？

丰：没觉得他特别伟大。他不温和，凶的时候蛮凶的。

记：他离开时是怎样的状况？

丰：1975年过世之前，他好像有感觉，先去杭州看了他姐姐，然后再去家乡看了他妹妹。那时候，他其实已经走不动了，胡治均（丰子恺弟子）陪他去的，还有我二姐和二姐的女儿。

他临走的时候，都已经没什么力气，不会讲话了。他睡在床上，我和弟弟一个左一个右，给了他一张纸一支笔，我们说无论如何给我们写一点画一点吧，他就这么画了个圈。这是他最后写的，我一直保留在那里。

记：你对《护生画集》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丰：现在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看得懂《护生画集》，我记得早先我看见黄鳝在锅里那张画，觉得这张有什么好？我也不知道这跟护生有什么关系，后来才知道是这条黄鳝怀孕了，在烹鳝时它想保护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所以拱起了肚子，这才觉得感动。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看不懂的话，也会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过程。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李蔚 陈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