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在大多券商受益于上一年市场行情都交出了亮眼业绩预增的同时，不少券商也不约而同的集体出现了另一动作：计提大额减值准备。

1月25日晚间，西部证券(002673.SZ)公布业绩预告的同时也披露了减值准备。根据公告显示，2020年西部证券累计计提2.62亿元，而其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预计为10.01亿元至11.41亿元。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家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券商，根据时代周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已有12家券商发布公告计提了减值准备，合计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达98.2亿元，其中过半数的券商其减值准备金额不低于净利润的30%，其中国盛证券的占比最高，达到了98.49%，国海证券(000750.SZ)和东吴证券(601555.SH)的减值准备金额则均超过了当期净利润的50%。。

据行业人士透露，不排除部分券商利用2020年的行业“丰收年”消除坏账，进行“财务洗澡”的可能性，而行业内对质押式回购坏账计提标准的不统一，引发了市场对于一些券商信披质量的担忧。

大多“中招”股票质押

根据多家券商的公告显示，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大多出现在股票质押回购式业务上。

以西部证券为例，根据公告显示，2020年其计提的2.62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中有1.62亿元为股票质押业务所致，占比超6成。

比如其中一笔股票质押业务的违约方是ST乐视(300104.SZ)的股东贾跃亭、贾跃民等人，在这笔业务中，2020年西部证券计提了920.48万元，但是其实从2018年开始西部证券便陆续计提减值，在2018年上半年便计提了5.62亿元的减值准备。

再如，ST信威集团(600485.SH)，2016年退市后于2019年复牌，而后又在2020年初退市，信威集团的股东在质押该股票时违约。根据公告显示，西部证券从2018年开始陆续对其进行计提减值准备，2018年计提了1140万元资产减值准备，2019年则为2.83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计提了1.29亿元。

而在股票质押业务上“踩雷”的也不仅仅是西部证券一家，中信证券(600030.SH)、长江证券(000783.SZ)、国海证券也都在此业务上计提了大额的减值准备。

以长江证券为例，根据公告显示，其在2020年计提了4.69亿元的减值准备，其中2.47亿元的信用减值准备是股票质押业务所引起的，而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84亿元，信用减值准备达到后者的11%左右。

大额计提减值准备，也会对不少券商的当期业绩带来冲击。

以中信证券为例，在2020年市场行情如此好的情况下，其净利润的增速甚至不如2019年。根据公告显示，中信证券在2020年三季度计提了50.27亿元的减值，其中有35.18亿元的减值准备涉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据中信证券方面解释，主要由于股票质押式回购和约定式购回项目信用风险上升，公司审慎评估项目风险，足额计提减值准备。这也导致了中信证券2020年其净利润增速仅为21.82%，但是在2019年其增速为28.07%

事实上，对于中信证券这样的头部券商来说，35.18亿元股票质押等回购业务类的减值准备虽然会侵蚀其部分净利润，但影响并不算太大。

但对于一些中小券商来说，股票质押类业务减值准备对其利润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以国海证券为例，根据公告显示，2020年合计计提了5.69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其中2020年第四季度，国海证券在股票质押式业务中计提了2.20亿元的信用减值，而2020年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27亿元，信用减值额达到了其净利润的30.26%。

坏账计提B面在业内人士看来，部分券商赶在行情较好的“丰收年”频繁计提坏账准备，不乏具有“财务洗澡”的动机。

“这并不是业务‘踩雷’，而是趁行情好的时候把风险提前释放出来。”沪上一家券商的非银金融分析师表示，一些券商会把以前发生的坏账在行情好的时候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同时也可以防止在其下一年业绩较差时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影响其利润，也就是进行“财务洗澡”。

还有相关审计人士更是直言：“牛市有钱了就把坏账全部处理完毕”。

分析人士指出，在“丰收年”进行业绩洗澡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动机，例如可以对冲收益一定程度上实现避税目标，再比如可以减少当期净利润，以降低来年的业绩增长压力。

“但具体是不是财务洗澡，以及背后动机是怎样的，可能只有券商财务负责人才知道。”上述非银金融分析师表示。

据业内人士透露，之所以具有“财务洗澡”的空间，主要源于证券行业在对待股票质押信用减值损失上具有过高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上述分析师指出对于股票质押的信用减值损失的认定标准究竟如何界定，目前尚无具体量化衡量标准，一般以公司的管理制度为准。

据财政部2018年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计提减值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相关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据了解，“预期信用损失”主要指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即通过证券公司的内部数据库对其风险进行统计和计算。

这意味着，在这种“预期信用法”下，减值准备的计提并不以减值的实际发生为前提，而是以未来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造成损失的相关概率来计量。

而据广州一家券商内部人士表示，内部数据库究竟如何设置参数以及如何进行风险概率的计算，通常属于内部机密，并不会对外透露。

但是实际上，该类信用损失的概率测算并无明确标准，这也让券商的减值标准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也导致了券商的利润存在一定“操作空间”。

如何监管仍是难题

据上述券商内部人士透露，从会计实务上来看，券商的所谓“机密数据库”虽然是标准化根据模拟好的参数计提减值损失，但是只适用于风险性较低的时候。

根据该人士介绍，预期信用法主要是分为三阶段，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风险较低时，计提标准确实是按照券商的数据库设置的参数，但是在第三阶段由于风险性较高，其实是单独计提，券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做减值方案。

这意味着，在风险性较高，金额可能较为巨大的情况下，将由券商自主决定如何计提减值准备。不过这位内部券商人士也表示，风险是逐步暴露的，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根据数据库的设置其实也计提了部分的减值损失。

记者了解到，监管层早已注意到此类减值计提现象可能会导致“财务洗澡”问题的出现。

但目前除对重点嫌疑对象进行监管关注外，尚无更好的应对方法来解决，此外审计机构也面临这种难题。

一位审计人士对记者表示，其实监管层在检查时，更多的时候是以有无相关制度作为检查标准，而审计机构在年审时则只是核对基础数据有无错误，并不会对券商的相关数据库算法提出质疑。

据一位接近监管层的相关人士透露，针对减值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监管层亦曾起稿相关规定，但是对于减值准备模型究竟如何设置参数以达到统一标准，目前尚未有更好的办法。

据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介绍，其参数统一的困难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每个券商配备的风控团队不一样导致数据库的数据统计也不一致;二是对于中小型券商来说，其资金实力有限，数据库的建立需要精通数据计量模型等人才，这与大型券商存在较大差距。”(作者 郑敏芳)